历代避讳字(历代避讳字参考表)

1. 历代避讳字

我国古代常有避讳的传统。旧时生前曰名，死后曰讳。名讳是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现象。遇到君主或尊长者时，不但不能直呼其名，而且在书写的时候也不能使用这些字，于是只能用改字、改音或减少字的笔划等方法予以回避，也称避名讳。如“先君（父亲）张讳某”。

2. 历代避讳字参考表

现实是在中国古代取名叫龙傲天等等和天过不去的名字是违法犯罪，

甚至叶良辰这种夸赞性的名字，给小孩取了也可能犯忌讳。就是和龙傲天、叶良辰这种名字过不去。

《容斋续笔》云：“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，不听人有

天、高、上、大

在宋代这平民百姓不得用一下八字龙、天、君、 王、帝、上、圣、皇等有龙傲天类的名字。

大家都知道元代汉族百姓不能随意取名字，其实在宋朝百姓的名字就很重八了，在《宋本

名公书判清明集

明代的名字忌讳就更多了，洪武三年（1370 年） 五月，上谕曰：“小民不知避忌，往往取先圣、先贤、汉、唐、国、宝等字以为名字， 宜禁革之。”又曰“其名字有天、国、君、臣、圣、神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、 汉、晋、唐等国号相犯者，悉令更之。”

这些历史事实都隐藏在姓名学中

一忌讳给小孩取名取得大，比如说宏图、霸业、良辰、傲世等不会取，认为取了会造成孩子早夭。其实也是禁令造成的。

二要避讳，父母爷爷奶奶祖辈的名字不能有，也忌讳和历史名人重名，尊重历代王朝的禁令。

三忌生冷字，这个在知乎就有故事来着。

四忌大姓重名。

这是姓名学，但在中国古代的现实是很少有百姓找人取好名，大部分都是爱取贱名。所以古代，乃至于近现代很多农村地方占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爱取贱名，或是直抒胸臆的名字。这些名字常见的狗蛋、石头、翠花、富、有粮、二狗、羊蛋、狗剩等名。

一味崇古的人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啊！平民百姓才是占绝大多数，在今天百姓的名字没这么上不了台面吧？

3. 古代避讳字

避讳字，是指中国古代回避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而改写的字。避讳字有以下几种情形：第一是用同义字或义近字代替。秦始皇名正，秦代避讳“正”，因此，用“端”代替“正”。比如，把“正月”改为“端月”。汉高祖名邦，汉代人便以“国”代替“邦”。古代叫邦家，汉代就叫国家，一直沿用到今天。东汉光武帝名秀，避讳“秀”字，于是把秀才改为茂才。第二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。司马迁的父亲名谈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在《赵世家》中就把张孟谈改成张孟同。清圣祖名玄烨，清代人便以“元”代替“玄”，以“煜”代替“烨”。第三是字缺笔画。

唐太宗名李世民，唐代人就把“世”缺笔写作“F”。第四是拆字。一个汉字是由几个部件组成的，为了不犯君主的讳，便只取字的某一部分以避开原字。五代晋君主是石敬瑭，姓敬的人便改姓文。第五是删字。有的人是双名，如果其中一字犯了讳，便把它删去变为单名。如南朝齐开国叫萧道成，一个叫萧道渊的人便把名字里的“道”去掉，改为萧渊。第六是用形似字代替。五代后周君主名郭威，一个叫郭彦威的人就用“成”代替“威”，改名为郭彦成。第七是改读。孔子名丘，过去读书人把“丘”读成mou，实际上是用“某”的读音。第八是增加偏旁，构成新字。比如，为了避孔子的讳，凡是“丘”作地名或姓氏，一律改为“邱”，读qi，以与孔子名讳区别。

4. 历代避讳字表

我们今天常说的某某人叫什么名字，其：“名字”一词，在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个部分，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，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
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，长大以后要取字，两者相连，通称名字。关于二者的作用，清朝人王应奎曾说：“古者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说，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，字则是表示德行的。二者性质不同，用途也不大一样。一般说来，古时候，名是阶段性的称呼，小时候称小名，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，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，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。

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，尽管用途不尽相同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，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。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，字翼德，在这—名字中，

“飞”是名， “翼德”则是对“飞”的解释，因为

“飞”就是“翼之德”(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)。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，即“居易”是因，“乐天”是果，只有居处安宁，才能知命而乐天。

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，字也有不同用途。起初，人们取字非常简单，往往只取一字，与“子”、“伯”、“仲”、“甫”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。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，冉耕字伯牛，冉雍字仲弓，这些名字中的“渊”、“牛”、“弓”就是他们的字。当然，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，不加别的字辞，如陈胜字涉，项羽字籍等即是。东汉以后，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，情况也越来越复杂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，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。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，取字“士则”、“思贤”、“师亮”等等；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，取字“温叟”(长寿不天)、“永全”等等。这些，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。

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，又称“别号”。早在周朝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。对此，《周礼》解释说，号为“尊其名更为美称焉”，意思是说，号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。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，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。如老子别号广成子、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。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，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，取号的人仍不很多，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时期，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，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李白号青莲居士、杜甫号少陵野老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，皆属此类。到了宋代，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别号，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几乎人人有号。正如清人凌杨藻在《蠡勺编》一书中记载的那样，其时“闾市村垄，嵬人琐夫，不识字者莫不有号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兰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弟则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则仲必‘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闻妇人亦有之，向见人称‘冰壶老拙’，乃嫠媪也”。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。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，就十分能说明问题。这一例子说，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，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，犯人突然说道：“守愚不敢。”县官不解其意，一问左右，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。

在用字上，取号与取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。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，有2字号，也有3字、4字号，甚至还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别号。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，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，即“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”。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，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。

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并且不必加以避讳，因此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，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。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，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。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，别号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瞎尊者，达4个之多。

综上可知，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，他们有姓名又有字、号。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，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，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5. 历代避讳字典

　　古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　　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早在周宣王时，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《史籀》，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。 　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，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《苍颉篇》、《爱历篇》和《博学篇》。汉初，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，“断六十字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”，仍取名《苍颉篇》。以后，陆续有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、史游的《急就篇》等。不过，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，诸如《急就篇》，也是经庸人颜师古作注、宋王应麟补注，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。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，还要算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 　　该书以小篆为主体，兼收古文、籀文，全书分为十四篇，收单字九牛五百四十三个，用读若法注音，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，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。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“六书”理论，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，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，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、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，正是在《说文解字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总之，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，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。 　　晋朝吕忱的《字林》，是继承《说文解字》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。在唐代以前，人们还把它和《说文解字》并称，可惜不久就失传了。据《封氏闻见记》，《字林》的部首与《说文解字》相同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，较《说文》为多。《魏书·江式传》说；该书“文得正隶，不差篆意”，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。梁顾野王的《玉篇》，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。今本《玉篇》虽非原本，但可知其对《说文解字》有所增订，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。 　　自隶书、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，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，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《干禄字书》、辽释行均的《龙龛手鉴》、宋郭忠恕的《佩觿》及李从周的《字通》。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，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，还是有用的；其中《字通》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，一直沿用至今。 　　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《类篇》，它继承了《说文解字》和《玉篇》的体例，着重探讨字源，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（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），讲古音、古训，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。元戴侗撰《六书故》，改变了《说文解字》的部首编排，分为数、天文、地理、人、动物、植物、工事、杂、疑九部，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，按字义排列。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，使人“不知制字之本”，所以他的《六书故》采用钟鼎文字，钟鼎文没有的 字才用小篆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指出该书“非今非古，颇碍施行”。不过书中解释文字，也有精详的考证，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，还是有用的、不能一笔抹杀。 　　明代梅膺祚的《字汇》，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。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，包括俗字，而僻字则一律不收，并把《说文解字》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，均按笔画多少排列。注音方法是先反切，后直音。对字义的解释，也较为清楚。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，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，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，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。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，后世多沿用。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，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，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《正字通》。 　　清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张玉书等奉命撰《康熙字典》，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。该书继承了《字汇》和《正字通》的体例，分为二百十四部，共收字四万七千○三十五，用反切注音，释义旁征博引，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。当然，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。乾隆时王锡侯著《字贯》一书，就对《康熙字典》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；但因此冒犯了康熙“御定”的威严；又因该书没有“避讳”，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，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（事见《掌故丛编》）！直到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王引之奉皇帝之命，著《字典考证》，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。显然，错误当不限于此。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，这里从略。 　　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、清阮元的《经籍籑诂》，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《一切经音义》、释慧琳的《一切经音义》，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《助字辨略》、王引之的《经传释词》等，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。 　　所谓“训诂”，就是解释词义；解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：一是用当代普通话的词语说明古代词、方言词的意义，这叫“诂”；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、近义词的分别，这叫“训”。 　　《尔雅》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，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。此书作者，历来说法不一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。递相增益，周公、孔子皆依托之词。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。大约该书产生较早，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，经过不少人的增补，到汉代才定型。今本《尔雅》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、释言、释训、释亲、释宫等十九篇。它的内容丰富；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，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、天文、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，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，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，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但是，这部词典成书较早，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，也难以看懂。汉代以来，为《尔雅》作注的不少，但大多已失传，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，即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中的《尔雅注疏》。此外，宋代还有陆佃的《尔雅新义》、郑樵的《尔雅注》，清代研究《尔雅》的著作更多，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《尔雅正义》、郝懿行的《尔雅义疏》。 　　《尔雅》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，被列为儒家的经典，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。后世训诂书，有的补充《尔雅》内容，有的仿其体例，且多以”雅”字命名。其中旧题孔鲋的《小尔雅》，是最早的一部补充《尔雅》之作。此后有汉刘熙的《释名》，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，并进一步探求语源。魏张揖的《广雅》，则博采群书，以补《尔雅》训诂之缺。宋代补《尔雅》之作有：陆佃的《埤雅》，罗愿的《尔雅翼》。明代朱谋■的《骈雅》，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；方以智的《通雅》，特点在于探讨语源。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，撰为《别雅》；史梦兰集叠字，撰《叠雅》。总之，以上诸“雅”，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。 　　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，当推旧题扬雄撰的《方言》（全称《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）。汉末至晋初的人都说此书是扬雄所作，如应动的《风俗通义》和常臻的《华阳国志》。但是，《汉书》的《艺文志》和《扬雄传》都没有提到这件事，所以宋代洪迈便怀疑起来，以为扬雄作《方言》之说出于依托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断为“真伪皆无显据”。但该书自问世以后，研究它的名家，颇不乏其人，晋郭璞的《方言注》，更多所阐述，贡献较大，且流传至今，王国维在《书尔雅郭注后》、《书郭注方言后》曾给予分析、比较和肯定。清代学者为《方言》作校勘疏证工作的主要有：戴震的《方吉疏证》，钱绎的《方言笺疏》，王念孙的《方言疏证补》。但是，集大成之作，还是周祖谟的《方言校笺》（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）。 　　续《方言》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，如：汉服虔的《通俗文》；唐颜师古的《匡谬正俗》，宋阙名的《释常谈》、龚颐正的《续释常谈》、李翊《俗呼小录》、明李实的《蜀语》等。 　　清代续《方言》的著作主要有：杭世骏的《续方言》，程际盛的《续方言补正》；考证一地方言的有：胡文英的《吴下方言考》；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：李调元的《方言藻》，专集常言俗语的有：翟灏的《通俗编》、钱大昕的《恒言录》、钱大昭的《迩言》等。 　　近代、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　　近代、现代的字典和词典，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具有代表性的有《中华大字典》，编者陆费逵、欧阳博存等，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。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，稍多于《康熙字典》，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。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，但因它收字较多，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，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。 　　在词典方面，《辞源》是编辑最早、规模较大的一部，该书由陆尔奎、方毅、傅运森等任编辑，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、1931年出版续编，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。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，内容包括普通语词、成语、典故和人名、地名、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，按字头部首编排；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，并附直音，再标明声韵，解释字义。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。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，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，注音简易，词条较多，引证丰富，释义明了，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。它的缺点是，第一、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，没有核对原文，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，而且引书不注篇名，难以查对，第二、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，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；第三、有的词条去取失当；第四、没有使用新式标点；第五、一些释义上的立场、观点也有问题。 　　继《辞源》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《辞海》，舒新城、张相等编，1936—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，后又再版。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《辞源》相同。当然，《辞海》对《辞源》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，如引书注了篇名，还采用了新式标点，但是，除此以外，前面所举《辞源》的缺点、错误，在《辞海》中仍多存在，特别是立场、观点上的问题，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，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。《辞海洲辞源》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，可相互参照，取其所长。 　　此外，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，如杨树达的《词诠》、裴学海的《古书虚字集释》、朱起凤的《辞通》、符定一的《联绵字典》、徐嘉瑞的《金元戏曲方言考》等等，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。 　　解放后，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三十年来，先后编辑、出版了《新华字典》、《同音字典》、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、《汉语小词典》、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、《现代汉语、词典》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，并开始新编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。此外，还有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的修订、改编。 　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，《辞海》（1979年版）已于1979年9月出版，精装三巨册。新版《辞海》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，复词九一七○六条，插图二千余幅，计一千三百余万字。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，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。在改编、修订过程中，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，从1961年起，《辞海》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：（1）《辞海·试行本》，1961年出版，按学科编排，平装十六册，附总词目一册。（2）《辞海·试排本》，1963年印，供征求意见用，按部首笔画编排，乎装六十册，精装合编成三册。（3）《辞海·未定稿》，1965年出版，按部首笔画编排，精装二册。（4）《辞海》分册，按学科编排，共计分册，装订成甘八本，分两种版本：“修订稿”，已出版廿三本，1980年出齐；“修订本”已出六本。 　　《辞源》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，共四个分册，将于1981年出齐。修订后的《辞源》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，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。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，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；旧《辞源》中的现代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。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，并加《广韵》（间采《集韵》等）的反切，标出声纽。释义简明确切，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，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、篇目和卷次，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。